教會面對的壓力與復興

 

工業革命興起

十八、十九世紀，新派神學的興起，這股潮流在教會內部造成了相當嚴重的損害；與此同時，歐洲的政治及文化氣候也在急劇轉變。教會在內外的壓力下，也曾感到 迷惘。然而在神的保守下，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也是教會復興及擴展的時代。首先讓我們看看這兩世紀中，教會所經歷的挑戰。

啟蒙運動將理性及批判精神抬舉到極高的位置。理性主義的興起與自然科學的發展結合起來，自然主義的宇宙人生觀便幾乎完全佔據了歐洲人的思想。歐洲人開始認 定他們可以用理性及自然科學的理論去解釋宇宙的任何現象，而任何現象都不外乎是自然現象罷了。至於神跡奇事–一些不能用自然科學理解的事物–便被認定 為不可能存在，以致值得懷疑的了。然而，聖經中卻偏偏記載滿了神跡奇事的記述，於是聖經的可信性便大受疑問了。這樣的疑問加上啟蒙時代的批判精神，便產生 了聖經批判的熱潮。

真正有系統而全面的對聖經歷史記述作批判，提出疑問的，最先的應該是德國一位東方語文教授雷瑪勒（Reimarus）。雷瑪勒認為舊約的神跡奇事盡都是一 些幻想、虛構或誇大的記述。至於新約，真正的歷史人物耶穌與門徒在福音書中描繪的那一位實在相去甚遠。真正的歷史人物耶穌只是一個狂熱的革命分子。在瓷失 敗後，瓷的門徒在絕望中突然省悟起耶穌生前的宣道活動其實帶來了不少的收入。於是，為了繼續耶穌的宣道活動以致有利可圖，門徒便將耶穌的屍體偷走，然後宣 傳耶穌復活的故事。因此，福音書所記載的耶穌根本是不可信的。

當雷瑪勒的學說傳出，歐洲很多的信徒在信仰上受到極大的搖動。一些正統的神學家便企圖透過史學方法，從歷史考證的角度，去確立聖經的記載是具有高度的歷史 可靠性的。於是"歷史的耶穌"這問題便在教會中引起廣泛的討論。有一些學者認為門徒所記述的耶穌生平是非常可靠的，只是因為他們的誤解，把一些超乎他們可 以理解的事情看為神跡奇事。例如耶穌醫好瞎子，他們不知道耶穌用藥物醫好瞎子，便大驚小怪的誤以為神跡。耶穌能平靜風浪，乃因耶穌完全熟識當地的地理、氣 候，當船在湖的一邊遇到風雨時，耶穌知道只要船駛到湖的某部分，風浪便平靜了。有些更用一種極度懷疑的眼光去看到新約的記述。他們認為聖經很多的記述只是 一些神話，把一些抽象深奧的人生道理，用圖象的形式表達出來。這種用圖象去表達真理的文藝手法便是神話。因此，要幣解基督教，最重要的不是神話的描繪，而 是神話背後的道理。有一些更認為基督教之所以興起是有其歷史背景的。這種歷史背景，與政治、思想的各種因素凝聚起來，便造成基督教的產生，因此，要幣解基 督教的真義，便必須掌握基督教的歷史成因。也有一些人認為基督教最重要的啟示是耶穌的人格及瓷標榜的道德理想。

這種種的學說在神學家中產生非常大的影響。有很多神學家放棄了傳統的信仰，從一個完全新的角度去解釋基督教的真義。有的神學家將基督教的道理看為歐洲人民 精神的產物，也有的認為基督教的中心是一套崇高的倫理思想。經這些神學家重新解釋基督教，神的啟示、神不可測的旨意與奇妙的作為–總之，那些現代人不大 能接受的東西–便從基督教的信仰中抽掉了。而他們所信的那一套基督教與聖經啟示的基督教已是相去甚遠了。

信仰的生活受到嚴重的損害，教會自然失去了原先的活力，更遑論可以對社會有什麼影響，而就在這時候，歐洲卻急劇轉變。

首先在政治上，美國的革命及民主政制對歐洲造成頗大的震蕩。歐洲的君主獨裁或貴族政治漸漸受到挑戰。同時，啟蒙運動促進了自由人文主義的發展，對於舊有的 政治制度更造成沉重的壓力。主後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並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經過一段長時間的演變而產生的。隨著法國大革命，主後一八一四年整個歐洲都 彷彿捲入了革命的漩渦。經過一連串的革命事件，舊有的制度雖然保住，但歐洲人的意識形態已經很不同了。其實舊有的政治及社會架構已處處呈現崩裂之勢；再過 不久，便要全面崩潰了。

與此同時，資本主義正漸漸興起，歐洲經濟發展的步伐大大的加速。而英國也在這時期發生了工業革命。工業革命不單刺激了科技的發展，也同時造成很多的社會問 題。科技發展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了歐洲人的宇宙人生觀，叫他們更深信宇宙就像一部完美的機器一樣，而因為這緣故，人對於神跡奇事更難於接受。不過這方面的影 響不是立時可見的，要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才能感受到它的後果。然而，工業革命造成的社會影響，便是立竿見影。

經過工業革命，以往城鎮的手工業被大型的工業取代；而機器的運用也使到很多工人失業。這些無業游民困苦貧乏，酗酒及各樣的罪惡成為他們唯一的出路。他們在 社會中造成很嚴重的問題。同時，大型的工業將不少人從農業為主的鄉村吸引到大城市。這些農民帶著舊有的思想及價值觀念，一旦在城市中生活，便出現身份的危 機，這樣也造成嚴重的酗酒問題。工業革命也帶來了經濟架構的基本改變。資產漸漸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而貧富也越來越懸殊。

這種變遷，在表面上只是造成一小群富有的人和一大群貧窮的人。但其實，整個歐洲文化的道德架構及社會運作都在急劇的轉變中。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壓力下，帝國主義也開始出現。整個歐洲的面貌正面臨重大的改變。

在這一切的轉變中，教會的反應卻非常緩慢；無論在政治思想及倫理思想方面，教會都似乎看不到轉變所帶來的沖擊，更談不上對轉變有所回應了。教會如何對應機 械宇宙觀？教會如何反對嚴重的世俗化趨勢？教會如何幫助那些在貧困中生活的人？教會如何面對嚴重的酗酒問題？還有資本家的道德觀？以及貧富懸殊的問題？這 一切的問題正嚴重地考驗著教會的信仰是不是適切和活潑的。

就在這一切的問題困擾著教會時，首先在英國出現了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 A.D.）帶動的信仰更新與復興。不久便出現了傳福音的熱潮，差傳運動的展開，更刺激教會對神更深的體驗與奉獻。復興運動從英國推廣到美洲，再由美洲影響 其他的地方。在人意想不到的時候，神的靈一動工，任何不利的社會、政治因素反成為積極的因素。神奇妙的作為真是令人折服。

復興運動

正如前面提到，教會在十八世紀面對內外的壓力；在教會內部，新派神學嚴重地損害信徒的屬靈生命；而在外面的世界，政治的紛亂以及工業革命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使人有一種迷惘無助的感覺。就在這時候神借著一些忠心的僕人將教會的局勢扭轉過來。

神興起了約翰．衛斯理及懷特菲德（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 A.D.）為教會展開新的一頁。約翰．衛斯理生於主後一七Ｏ三年，而懷特菲德則生於一七一四年。他們先後在牛津進修，也就是在牛津，神將兩個完全不同性 格、傾向的人結合起來，一同服事瓷。

約翰．衛斯理在主後一七二Ｏ年進入牛津，六年後被選為牛津林肯學院的院士。他的弟弟查理．衛斯理（Charles Wesley, 1707-1788 A.D.）此時也進入牛津。不久他們兄弟二人與一些主內的弟兄聚在一起，組成"聖潔會"(The Holy Club)按時查考聖經及禱告。不久他們更從內省的屬靈追求推進到福音工作上去。他們開始監獄的布道工作。由於他們嚴謹的屬靈操練，牛津的同學們便譏諷地 為他們起了"循道派"(Methodists)的綽號。

懷特菲德於主後一七三三年進入牛津求學，不久便加入了以衛斯理為首的"聖潔會"。

主後一七三五年，衛斯理兄弟二人感到神的呼召，毅然離開牛津安逸穩定的生活，遠赴美洲作宣教士。他們在喬治亞州努力工作，不見什麼果效。查理在灰心之餘， 於主後一七三六年返回英國，留下約翰繼續工作。到了主後一七三八年，連約翰也心灰意冷，不能不懷著挫敗的心情回到英國。但神卻借著這些挫折叫他認識到自己 的軟弱和無能，這便成為他自己復興的起點。回到英國後，他認識了一些莫拉維亞弟兄會（Moravian Brethren）的人。在一次弟兄會的聚會中，約翰．衛斯理聽到有人誦讀路德《羅馬書注釋》的序言。他深受震撼，神的靈在他心中工作，叫他真實地體會基 督救贖的恩典。

這次經歷之後不久，他便前往德國，與弟兄會的人生活一段時候，體驗操練敬虔的生活。從這時起，他整個人生命的方向都改變過來。

與此同時，神也呼召懷特菲德到美國喬治亞州宣教。懷特菲德的遭遇卻很不同。他所到之處都引起很大的復興。在新英格蘭，他的講道與愛德華滋 （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 A.D.）的講道產生的影響匯成一起，成為一股巨大的復興力量。美國的人復蘇(the Great Awakening)便在此時開始。自主後一七三八年開始，懷特菲德多次在美國巡迴講道。我們可以說，他主要的工場在美國而不在英國，因此由他帶動的復興 主要在美國。英國的復興卻主要由約翰．衛斯理帶動。

衛斯理兄弟二人得到了復興之後，便奮不顧身地為主工作。他們四處宣講神的的道，但很多的教會卻將他們拒之門外，對他們充滿感情的講道，不太歡迎。於是他們 只好到一些教會以外的小組那裡講道。主後一七三九年，懷特菲德從美國回英國工作，這便是衛斯理兄弟二人事奉方向的轉折點。原來懷特菲德將他在美國慣用的露 天布道在英國如法炮製，結果非常成功。他更邀請衛斯理兄弟二人與他同工。於是，約翰．衛斯理的巡迴露天布道生涯便告開始。而他所到之處，信徒便大得復興， 很多人深切認罪，並且重新向神委身。

約翰．衛斯理不但有布道的恩賜，更有組織的恩賜。他不像懷特菲德，講道復興信徒後便往別處去，不太注重跟進工作。約翰．衛斯理卻很著重跟進工作。他的講道 復興了信徒，但復興之後又如何？假若不給他們適當的栽培，恐怕復興的熱潮過後，便什麼也沒有留下。約翰．衛斯理把復興的信徒組織起來，將每一區的信徒分成 若干班，每班十二人，其中一人作班長。每一班的人互相扶持激勵，班長更有責任督促班員操練敬虔。對於那些因一時感情激動而加入團契，而並不渴求真正屬靈操 練的人，約翰．衛斯理非常嚴厲地對待他們，甚至將他們逐出團契。因此，團契中的人都非常認真，所以能保持團契的屬靈素質。

因約翰．衛斯理的復興工作，本來冷漠的知識分子及那些迷惘失意、對神也失去信心的勞工階級突然間掌握到生命的方向，有清晰的委身對象，他們乾涸的生命便又 活潑起來。他們開始關心社會中一些因工業革命受傷害的人，一些在社會的變動中失落的人。傳福音的托負也越來越重，因而成為另一個運動的基礎。這一個運動便 是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展開的宣教運動。假若沒有大復興，宣教運動也不可能會展開。

在普遍關注傳福音的氣氛下，不少人自然關心到歐洲以外那些未曾聽聞福音的人的命運。克理威廉（William Carey, 1761-1834 A.D.）宣教的心志便在這種氣候中孕育出來的。克理威廉十八歲開始在浸信會作傳道人，因為事奉的教會弱小，不能供養傳道人，克理威廉得作鞋匠餬口。但他 在事奉與謀生中卻不斷為宣教工作禱告，為失喪的靈魂禱告。在不斷的等候中，主後一七九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他將心中的負擔，透過講解以賽亞書五十四章二至三 節宣告出來。他的講道有力地震撼一些傳道人。不久，他們組成了英國浸禮會差會，而克理威廉便是他們第一個宣教士，遠赴印度將福音傳給那些信奉異教的印度 人。

由於克理威廉的熱切負擔，感染了其他的人。主後一七九五年，著名的倫敦會成立。不久，其他的差會，如聖公會的教會宣教會，也相繼成立。

這種對宣教的熱忱從英國蔓延到美國。首先在康州威廉市的威廉大學，在米爾斯（Samuel John Mills, 1783-1818 A.D.）的領導下，一小群大學生聚一起為宣教異象禱告。不久，著名的"草堆禱告運動"（haystack meeting）便告展開，而美國的宣教運動也便這樣開始了。

這些宣教的運動將福音帶到亞洲。馬禮遜（Rokert Morrison, 1782-1834 A.D.）便是這運動中的一份子。因此中國基督教的發展其實與這時期的宣教運動很有關系。

然而，除了福音擴展及在世界各地建立教會之外，這宣教運動對西方教會本身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因著宣教的熱忱，人對神的委身便越真實。於是在十九世紀初，特 別在美國，另一次的大復興再出現在不同的地方。這大復興加強了教會內部的生命力，也間接地加強了宣教的實力。

我們可以說，十八世紀末開始到十九世紀末，這一百年是教會有史以來擴展最快的時期。從社會學家的分析來看，這真是令人費解。因為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根本對教會極其不利。然而，當神要興起他的工作時，任何環境的因素，也不能阻礙。

中古時期：教皇的貢獻與改革

 

中古教會的正面影響

很多時候我們很容易將中古時期歐洲的種種黑暗失敗，歸咎於教會，而我們忘記了當時的執政者及政治發展是要負相當責任的，我們可以反過來說，假如當時沒有教會的影響，那情況更不可想像呢。

我們要知道，整個羅馬帝國崩潰後，情況實在非常混亂，不同的蠻夷部族各據一方，他們雖然歸化基督，但依然帶著過往的習俗、迷信及部族主義。雖然查理曼大帝 創立了神聖羅馬帝國，各部族也向他歸順，但割據的局面依然存在。當查理曼大帝死後，他的王國給他三個兒子瓜分，神聖羅馬帝國便名存實亡，於是分裂割據的局 面，真是比中國的戰國時期更混亂。這些部族常常互相侵襲，而部族的內部也往往出現分裂。在這時候，新興的蠻夷部族卻從四方八面攻來，在九百年左右有北方的 斯堪地納維亞人（即現今的挪威人的先祖），斯拉夫人，匈牙利人入侵。在主後九百五十年左右，諾曼人（現在北歐人先祖的總稱）更大舉入侵。這些蠻夷的侵擾， 弄得民不聊生。既然缺乏統一的領導對抗蠻夷的入侵，各地區的人便得各求自保，組織成一自給自足自保的個體。於是，歐洲的封建制度便開始形成。本來已經分裂 不堪的歐洲更進一步分成很多小小的諸侯國；這些諸侯國在軍事及政治上都相當獨立。這諸侯國中最高的當然是諸侯貴族，他們擁有土地及軍事裝備。其次便是那些 為諸侯效命的武士，再其次便是地主。這些地主有的自己擁有土地，有的向諸侯租借，為諸侯管理。最下層的當然是農奴，他們沒有自己的土地，只為諸侯或地主耕 作。無論是地主或農奴，他們都受諸侯在軍事上的保護，而他們則每年要納貢及為諸侯建造房屋或其他若干服務。

問題是，這些小小的諸侯國除了抵禦蠻族外，便自相殘殺，教會極力制止亦無效，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只好定出"上帝的休戰"的法例，要求各方嚴守，由星期三傍晚至星期一早晨完全休戰，以記念主耶穌基督是使人和睦的使者。

教會在這個極度分裂的狀態下，成為了唯一統一所有諸侯的力量，而要約束這諸侯的行為及調停他們之間的糾紛實非易事，一個積極的做法便是教育他們。我們不要 忘記，這些部族很多以前是蠻夷，文化的水平相當低，教會便負起教育他們的責任。於是，在每處的教堂或修院都辦有學校，由教會的修士負責。學校的課程主要有 語文、邏輯、天文、數學等。修院不單是研究神學的中心，更是研究法律、哲學及醫學的地方。

在大城市中有些教會學校及修院漸漸成為歐洲重要的學術中心。這些學術中心從各地方吸引很多學者及學生到來，而大學的形成便是這樣開始的。主後一二ＯＯ年， 世界第一所大學便在巴黎成立，主要研究神學及法律。主後一二四Ｏ年，另一所大學在牛津成立，也是以研究神學、法律及醫學為主。我們可以肯定的說，歐洲早期 的大學都是教會學校或修院演變而成的，以後亦在一段極長的時間與教會有很密切的關系。可見教會在中古時代文化的建立上，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近代在否定宗教的氣氛下，很多人將西方哲學的傳統與基督教信仰對立起來，彷彿西方哲學傳統的發展與教會無關，這是錯誤的印象。其次，歐洲之所以能繼承希臘 哲學的傳統而開展新的領域，完全是中古教會的功勞。當時領導整個歐洲研究、整理、詮釋希臘哲學，是教會的神學家。教會不單沒有用否定的態度去排拒希臘的哲 學傳統，反而在深入幣解及消化後，把這哲學傳統發揚並普及介紹，使這哲學傳統在歐洲文化的創建上，扮演一重要的角色；要不是在十二世紀末一些神學家努力的 發掘及整理，恐怕希臘哲學很多偉大的見解早已失傳。

但在另一方面，中古神學家因為發現希臘哲學的體系，因而花了很多的時間與精力去研究及消化這些體系，更要將哲學的思想融匯在神學中。漸漸地經院神學便形 成。所謂經院神學是用哲學思辯的方式去理解神的啟示，邏輯推理成為神學思想的主要工具。不單如此，希臘哲學的本體論及宇宙觀更漸漸成為人幣解神啟示的起點 及總結，神學的思想便被困於哲學思維系統的框框內。這樣，神一切的作為都可以用數理邏輯去推算出來，神啟示的奧秘也再沒有什麼奧秘了。最嚴重的，神學家往 往用一些很抽象的哲學概念來表達啟示的真理，神的啟示便顯得很抽象，與平信徒的信仰生活彷彿風牛馬不相及了。從這角度來看，教會為歐洲保存了希臘哲學的傳 統，但自己所付出的代價卻很大。

在中古政治混亂及道德生活低落的時候，很多信徒依然持守聖潔的生活，他們成為歐洲在精神上的領導者。例如幾個重要的修會便在這情況興起，這幾個修會對於提 高歐洲人的精神素質，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這幾個修會便是耶穌會修會，多明尼加修會及方濟修會。他們都標榜簡朴生活及捨己的精神，他們的影響非常深廣，帶 來不少信徒在屬靈生命上的復興。耶穌會的特色是透過勞苦的農耕生活去操練生命，以勞動作為向神的敬拜。多明尼加修會亦著重護教及傳福音，因此他們以學術研 究來配合傳福音的需要，有很大的成就。中古偉大的神學家阿奎那便是多明尼加修會的修士。方濟修會的特色是在於強調徹底的貧窮與捨己，而在貧窮中使人富足， 也就是說，他們把操練敬虔的焦點放在服事照顧卑微貧賤的人。

這幾個修會追求敬虔的操練，表達了當時很多信徒的渴望，中古時代基督徒的敬虔在很多文學作品中表達出來。我們至今仍然可以從這些作品中得到不少屬靈的鼓勵 和啟迪。因此不要讓一些普遍的印象誤導我們，以為中古時代是教會黯淡無光的時代。中古的教會其實為歐洲現代文化建立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沒有這些基礎， 現代文化根本不可能有這樣的發展。當然中古時代的教會有它的失敗和黑暗的一面，但我們可不要將中古時代歐洲一切的黑暗與混亂，完全歸咎於教會身上。歐洲當 時內部文化的問題極沖突，往往是在教會的控制以外，解決那些問題與沖突也往往超過教會的能力范圍，這樣看中古的教會，大概會比較公平一點。

還有一點值得一提的，就是中古時代信徒的信仰與生活是結合在一起的。教會不單是他們屬靈的家，也是他們工作之餘歇息的地方，更是他們社交生活的中心。教會 的敬拜、慶典與多種文娛活動，將本來已經密切的社群拉得更親密；共同的信仰使這些社群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人生觀及道德感，使他們更能結合起來，滿有信心 和活力的創造文化。教會在這方面的貢獻，我們不可低估。

中古教會改革的嘗試

遠在改教運動之前三百五十年，教會已有一些先知先覺的信徒，對於教會內部的僵化與腐敗，感到非常焦急，他們要喚醒其他信徒，回復聖經所要求的簡朴和聖潔生 活。大概在主後一一七六年，一個名叫彼得華爾度的富有商人，在深入查考聖經之後，發現中古的教會與新約時代的教會有很大的差異。新約的教會組織簡便，並且 不著重組織，沒有階級之分。而中古教會卻變得非常組織化，並且賦以很多繁文縟節。同時，華爾度也發現，中古的信仰，似乎加了很多人為的傳統，也加了一些歐 洲人的迷信，例如相信聖人遺物有神秘力量，相信有煉獄，相信為死人祈禱及辦彌撒對死人是有功效的。華爾度覺得這一切都不在聖經的啟示中，於是便提議教會回 復新約教會簡單而純正的信仰。在主後一一七六年，他將所有的家產都變賣了，分給窮人，因為他相信這是主耶穌基督吩咐的。他到處宣講簡單的福音，不久，有很 多人受他影響，跟隨了他。他們兩個兩個，赤著腳到處宣講他們發現的真理。每逢星期一、三、五他們都禁食祈禱。他們清楚地否定煉獄，否定禱告彌撒對死人的功 效。他們強調平信徒也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有資格宣講神的道。他們的教導擴散得很快，不單在意大利有很多跟從者，就是在法國的南部，數目也非常可觀。教皇於 是下令清除他們，很多人因此被異端裁判所殘害，在教會的逼迫中，他們只有避到阿爾卑斯山的深谷中，到改教運動展開時，他們便成為更正教徒。

華爾度派被趕入阿爾卑斯山谷不久，英國又出現一個比華爾度更有影響力的忠僕，他便是牛津大學教授威克裡夫（John Wycliffe, 1330-1384 A.D.）。威克裡夫在主後一三七六年左右開始抨擊教會被財富與權力所腐化。他認為要復興教會便要推行徹底的改革。他認為使徒時代的教會是以簡朴、貧窮為 標記，但當時的教會都聚斂財富，而聖職人品奢華無度。他更認為教皇不單權力太大，並且時常濫用、誤用權力，使教會受了很多虧損。在激憤之餘，他竟表示教皇 根本便是敵基督。為了使更多人能幣解聖經的真理，他將聖經從原文譯成英文，這樣做在當時真是罪無可恕，因為中古教會只承認拉丁文的聖經，以其他語言來翻譯 聖經是被禁止的。威克裡夫得到很多英國人的支持，不止英國的平民支持他，就是連很多貴族也支持他，並且保護他。貴族之所以支持他，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 為他提議英國在政治上獨立，脫離神聖羅馬帝國的控制以及教皇的控制。英國的貴族當然贊成這論調。

那些追隨他的人專向低下層階級宣講福音真理，教導他們實踐聖經簡朴、貧窮、聖潔的教訓。當威克裡夫的影響力越大，教會的當權者便越感到不安，於是四出搜捕威克裡夫的追隨者，將他們燒死。於是威克裡夫派便只好變成地下組織，但他們的影響力卻依然很大。

威克裡夫改教的思想傳到現時的捷克。大概在主後一四ＯＯ年左右，布拉格大學的一位名叫胡司（John Huss, 1370-1415 A.D.）的神學教授，深受威克裡夫的思想影響，開始在捷克鼓吹改革教會。胡司是一個很有能力和學問的講道者，不久便成為大學神學系的主任，因此他的影響 力非常大。當時整個捷克從上到下都支持胡司，國王甚至做他的後台，因此雖然被教皇革除了他的教籍，天主教人士也不敢傷害他。他認為教會是神所揀選的人所組 成的，而當時有很多在天主教教會中的人，雖說是屬於教會，但卻在真正的教會以外，他又認為在大公教會中，只有基督是元首，教皇、主教都不是必須的。於是教 會發行贖罪券，在胡司看來，更是完全違背聖經的真理。

主後一四一四年，在君士坦斯舉行的議會召他答辯，他本不敢前往，因怕有生命危險，但經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保證，他便前往，怎知他一踏入會場，立刻被捕，隨即受審、定罪，然後就地處以火刑。他所發起的改革便因此失敗。

在意大利又有另一位富商及政治首領，鼓吹改革教會，他便是薩沃那柔拉（Savonarola, 1452-1498 A.D.）。薩沃那柔拉於主後一四七五年放下他的事業，進入修道院七年受造就，希望作一個巡迴布道者。在布道時，他感到沒有能力，也沒有果效，痛定思痛之 余，便發現教會的屬靈生命原來是這麼軟弱，於是便尋求復興教會的途徑。他大事抨擊教會的腐敗，並對教皇的權威提出疑問。意大利佛羅倫斯城的人民及政治領袖 都深受他所講的道影響，漸漸便在當地推行教會改革，相當成功；但後來因政局的改變，教皇乘機將他逮捕，處以死刑，他的改革也告失敗。

除了零零星星個人推動的改革之外，教會的上層階級也知道教會內部的問題的確很嚴重，而因此力圖改變教會的情況。當時巴黎大學很多的神學家極力影響教會的領 導階層，催促他們推行改革。於是在主後一四Ｏ九年教會在比薩舉行一次會議，商討如何改革教會。在主後一四一四年至一四一八年在君士坦斯再舉行會議，其中重 要的主題也在於改革教會；然後在主後一四三一年至一四四九年，又在巴色舉行第三次會議，其中也商討如何改革教會。但三次的會議，都沒有帶來實際的行動，因 為從上至下，雖然人人都覺得需要改革教會，但一方面腐敗的勢力根深蒂固，一方面滲入到教會每一階層、每一部分，要改變這個架構便等於要將整個架構拆去，重 新建造。並且，當時的人真不知從何做起；處處都有問題，教會生活的每一環節都有腐敗，要改革便要把所有問題歸結為一個核心問題，然後重拳出擊，方才有效， 但當時始終沒有那麼有洞見的人出現，指出當時問題的症結。再者，當時教會的權責，大多都是既得利益者，他們根本沒有改革的決心和熱忱。

整整三個多世紀，屢次的改革嘗試都失敗，可見教會內部因循苟且所造成的阻力是多麼的大，由此，我們便不能不佩服改教運動的先鋒馬丁路德，他必定有過人的洞 察力，加上執著和勇敢的精神，方能為神作大事。不過，我們必須知道，過往的改革嘗試雖然失敗了，但卻為馬丁路德的改教運動建立了重要的基礎，假若沒有這些 忠心的僕人肯冒生命的危險勇敢地宣講神的道，以喚醒信徒，恐怕馬丁路德所受的阻力更大。從這些改革嘗試中，我們看到聖靈不斷在教會中工作，沒有一刻撇下教 會不顧。想到這裡，我們便得安慰，縱然在過往多年中，中國教會也經歷不少試煉與失敗，但神不斷保留忠心的僕人為祂見證，為復興教會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