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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27日 星期日

循道運動


    教會在十八世紀面對內外的壓力﹔在教會內部,新派神學嚴重地損害信徒的屬靈生命﹔而在外面的世界,政治的紛亂以及工業革命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使人有一種迷惘無助的感覺。就在這時候神藉著一些忠心的僕人將教會的局勢扭轉過來。

    上帝興起了約翰﹒衛斯理及懷特菲德(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 A.D.)為教會展開新的一頁。約翰﹒衛斯理生於主後一七O三年,而懷特菲德則生於一七一四年。他們先後在牛津進修,也就是在牛津,上帝將兩個完全不同性格、傾向的人結合起來,一同服事祂。

    約翰﹒衛斯理在主後一七二O年進入牛津,六年後被選為牛津林肯學院的院士。他的弟弟查理﹒衛斯理(Charles Wesley, 1707-1788 A.D.)此時也進入牛津。不久他們兄弟二人與一些主內的弟兄聚在一起,組成"聖潔會"The Holy Club)按時查考聖經及禱告。不久他們更從內省的屬靈追求推進到福音工作上去。他們開始監獄的佈道工作。由於他們嚴謹的屬靈操練,牛津的同學們便譏諷地為他們起了"循道派"Methodists)的綽號。

    懷特菲德於主後一七三三年進入牛津求學,不久便加入了以衛斯理為首的"聖潔會"

    主後一七三五年,衛斯理兄弟二人感到上帝的呼召,毅然離開牛津安逸穩定的生活,遠赴美洲作宣教士。他們在喬治亞州努力工作,不見什麼果效。查理在灰心之餘,於主後一七三六年返回英國,留下約翰繼續工作。到了主後一七三八年,連約翰也心灰意冷,不能不懷著挫敗的心情回到英國。但上帝卻藉著這些挫折叫他認識到自己的軟弱和無能,這便成為他自己復興的起點。回到英國後,他認識了一些莫拉維亞弟兄會(Moravian Brethren)的人。在一次弟兄會的聚會中,約翰﹒衛斯理聽到有人誦讀路德《羅馬書註釋》的序言。他深受震撼,上帝的靈在他心中工作,叫他真實地體會基督救贖的恩典。

    這次經歷之後不久,他便前往德國,與弟兄會的人生活一段時候,體驗操練敬虔的生活。從這時起,他整個人生命的方向都改變過來。

    與此同時,上帝也呼召懷特菲德到美國喬治亞州宣教。懷特菲德的遭遇卻很不同。他所到之處都引起很大的復興。在新英格蘭,他的講道與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 A.D.)的講道產生的影響匯成一起,成為一股巨大的復興力量。美國的人復甦(the Great Awakening)便在此時開始。自主後一七三八年開始,懷特菲德多次在美國巡迴講道。我們可以說,他主要的工場在美國而不在英國,因此由他帶動的復興主要在美國。英國的復興卻主要由約翰﹒衛斯理帶動。

    衛斯理兄弟二人得到了復興之後,便奮不顧身地為主工作。他們四處宣講上帝的道,但很多的教會卻將他們拒之門外,對他們充滿感情的講道,不太歡迎。於是他們只好到一些教會以外的小組那裡講道。主後一七三九年,懷特菲德從美國回英國工作,這便是衛斯理兄弟二人事奉方向的轉折點。原來懷特菲德將他在美國慣用的露天佈道在英國如法炮製,結果非常成功。他更邀請衛斯理兄弟二人與他同工。於是,約翰﹒衛斯理的巡迴露天佈道生涯便告開始。而他所到之處,信徒便大得復興,很多人深切認罪,並且重新向上帝委身。

    約翰﹒衛斯理不但有佈道的恩賜,更有組織的恩賜。他不像懷特菲德,講道復興信徒後便往別處去,不太注重跟進工作。約翰﹒衛斯理卻很著重跟進工作。他的講道復興了信徒,但復興之後又如何?假若不給他們適當的栽培,恐怕復興的熱潮過後,便什麼也沒有留下。約翰﹒衛斯理把復興的信徒組織起來,將每一區的信徒分成若干班,每班十二人,其中一人作班長。每一班的人互相扶持激勵,班長更有責任督促班員操練敬虔。對於那些因一時感情激動而加入團契,而並不渴求真正屬靈操練的人,約翰﹒衛斯理非常嚴厲地對待他們,甚至將他們逐出團契。因此,團契中的人都非常認真,所以能保持團契的屬靈素質。

    因約翰﹒衛斯理的復興工作,本來冷漠的知識分子及那些迷惘失意、對神也失去信心的勞工階級突然間掌握到生命的方向,有清晰的委身對象,他們乾涸的生命便又活潑起來。他們開始關心社會中一些因工業革命受傷害的人,一些在社會的變動中失落的人。傳福音的托負也越來越重,因而成為另一個運動的基礎。這一個運動便是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展開的宣教運動。假若沒有大復興,宣教運動也不可能會展開。

    在普遍關注傳福音的氣氛下,不少人自然關心到歐洲以外那些未曾聽聞福音的人的命運。克理威廉(William Carey, 1761-1834 A.D.)宣教的心志便在這種氣候中孕育出來的。克理威廉十八歲開始在浸信會作傳道人,因為事奉的教會弱小,不能供養傳道人,克理威廉得作鞋匠餬口。但他在事奉與謀生中卻不斷為宣教工作禱告,為失喪的靈魂禱告。在不斷的等候中,主後一七九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他將心中的負擔,透過講解以賽亞書五十四章二至三節宣告出來。他的講道有力地震撼一些傳道人。不久,他們組成了英國浸禮會差會,而克理威廉便是他們第一個宣教士,遠赴印度將福音傳給那些信奉異教的印度人。

    由於克理威廉的熱切負擔,感染了其他的人。主後一七九五年,著名的倫敦會成立。不久,其他的差會,如聖公會的教會宣教會,也相繼成立。

    這種對宣教的熱忱從英國蔓延到美國。首先在康州威廉市的威廉大學,在米爾斯(Samuel John Mills, 1783-1818 A.D.)的領導下,一小群大學生聚一起為宣教異象禱告。不久,著名的"草堆禱告運動"haystack meeting)便告展開,而美國的宣教運動也便這樣開始了。

    這些宣教的運動將福音帶到亞洲。馬禮遜(Rokert Morrison, 1782-1834 A.D.)便是這運動中的一份子。因此中國基督教的發展其實與這時期的宣教運動很有關係。

    然而,除了福音擴展及在世界各地建立教會之外,這宣教運動對西方教會本身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因著宣教的熱忱,人對上帝的委身便越真實。於是在十九世紀初,特別在美國,另一次的大復興再出現在不同的地方。這大復興加強了教會內部的生命力,也間接地加強了宣教的實力。

    我們可以說,十八世紀末開始到十九世紀末,這一百年是教會有史以來擴展最快的時期。從社會學家的分析來看,這真是令人費解。因為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根本對教會極其不利。然而,當上帝要興起祂的工作時,任何環境的因素,也不能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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