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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4日 星期日

專訪莫特曼

曾念粵


    莫特曼乃基督教當代最重要的系統神學家之一,1964年以《盼望神學》一 書奠定他在神學界的地位。莫氏的神學強調信仰的現世性,對世局的觀察具敏銳 的洞見,難得的是,他能跳出傳統歐洲神學家的窠臼,和拉丁美洲、非洲及亞洲 的神學相互激盪。基督徒的政治參與、婦女角色、生態危機等議題是台灣基督徒 目前所關心的問題,莫氏的神學能夠提供相當大的啟發。本文作者目前在德國進 修神學,特於1996年對他作了以下的專訪。

  問:您在著作中偶爾會提到您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歷程,可否在此較深入地描述您 的成長背景及成為基督徒的經過?
    我生於1926年,今年剛滿七十歲。我的家庭圓滿幸福,父親是老師,任教 於漢堡的Lichtbergschule(前西德總理Helmut Schmidt畢業於此),他教授拉 丁文、德文和歷史,是社會民主黨黨員。這間學校在1933年被納粹黨人關掉, 教師被分派到其他學校。我家住在漢堡郊區,父母親合力將房子蓋好,小時候我 常和父親在花園裡工作。
  1936年我必須加入納粹的少年團(Jung Volk),後來這個少年團改名為希 特勒少年團(Hitler Junger),我沒有成為團體中的領導份子,因為我在齊步走 時經常走彎。當時我盼望日後能夠攻讀數學和原子物理。

  問:您為何想攻讀這兩個學門?
    因為當時原子物理有了極大的突破,我至今仍保存愛因斯坦和海森堡等人的 著作,而且我在這兩個科目有優異的表現。
    我的家庭信仰並不屬於虔誠之流,我的祖父曾退出教會,後來父親和教會有 較正面的關係,然而,我們家每年只在聖誕夜上教會,目的不是慶祝救主的降生, 而是朝拜約瑟、瑪利亞和小耶穌組成的家庭。對我父母而言,那是和諧幸福家庭 的象徵。
    1939年大戰爆發,我父親是後備軍人,被徵召上戰場,因此家務落在我的 肩上,我當時也引以為傲。1943年時我16歲,也被徵召入伍,當時我在漢堡 的高砲部隊,護衛漢堡市的領空。白天上課,晚上靜候英國戰鬥機來襲,任務算 是相當緊張刺激。同年七月底,數千架盟軍的飛機將整個漢堡市炸燬,當時有四 萬多人被炸死,我們的營部被摧毀,站在我身旁的夥伴被炸死。我不曉得我為何 得以倖存,可是我在那一天晚上向上帝呼喊,這是我生平的第一次。直到今天為 止,我一直想:為何我得以倖存?為何沒有像其他人一樣被炸死?這是我生命中 的重大問題。
    1944年8月英軍空降Einhof及Arnheim,我們被急速徵召到Arnheim與 英軍進行戰鬥,當時我又經歷到兩次的死裡逃生,我根本沒料到得以在戰爭中倖 存。
    1945年2月,我成了英軍的戰俘。英軍對我們很友善,供應我們吃的, 又用DDT幫我們除蝨子。後來,我待在比利時的戰俘營達半年之久,戰俘營的 衛生條件極差,一間小營房就擠了兩百五十人。當時戰俘中有一些死忠的納粹份 子,他們私下還會打那些他們認為對「祖國」信心動搖的戰俘。後來大戰結束, 我們在1945年7月被送上一艘艦艇,當時我還以為,我們會被送到漢堡,可 是我們卻被送到倫敦,後來又坐了兩天的火車,最後到達蘇格蘭的第22戰俘 營。我們的任務是修建道路,我另外還為同伴擔任翻譯。當年秋天,英軍將奧許 維次和Bergen-Bersen集中營的照片掛在戰俘營中,我目睹到這些怵目驚心的照 片後,以往我從歌德、尼采等人的詩中構築的祖國形象便完全粉碎殆盡,我根本 不想回到德國。
    後來有位美國士官發聖經給戰俘,我隨手拿了一本,然後開始閱讀。我最先 讀到詩篇139篇。由於我的內心世界已經破碎,因此我開始追求可以承載我們的 存在的知識和真理,我求問:上帝在那裡?我為何得以倖存?後來我讀到馬可福 音中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何離棄我?」我真正覺 得被上帝拋棄;然後我忽然明白了,有一位真正瞭解我的,有一位在我身邊。這 段經文使我的內心平靜了不少,儘管當時的情況極為艱難,我卻得以重建我的內 心世界。
    後來,營中提供機會,讓我們之中想日後在德國擔任牧師或教師的,可以到 一個在Nottingham附近的戰俘營就學,準備會考。這是由基督教青年會所籌辦 的,我在此通過了會考,後來也獲得漢堡教育局的承認。

  問:為何您改變初衷,改唸神學?
    後來我決定唸神學,為的是要認識真理並找尋我存在問題的解答。我對原子 物理和化學不再感興趣,因為原子物理搞出原子彈來,數學對我則像是彫蟲小 技,嚴肅性的問題和解答並不在這兩個學科當中。

  問:您在營中都唸些甚麼書籍?
    從1946年到1948年間,我在營中唸神學並學希臘文和希伯來文,基督教青 年會寄了許多英文神學書籍和德文書到營中,我們對知識極為饑渴,因此讀得很 起勁。當時那些書籍有很多是納粹時代的禁書。

  問:都是那些作家?
    作者包括湯姆斯曼、Franz Werf、Stephan Zweig以及許多猶太裔作家。我 讀的第一本神學著作是尼布爾的《人的本性與命運》,可是當時並沒有讀懂。
 我是營中年紀最小的,因此最晚回到德國(1948年4月)。家人對我打 算唸神學的念頭不甚喜悅,我成了家中第一頭「黑羊」。儘管如此,父親還是很 關心我的神學課業,他時常聽我敘述有關神學的事。他在1983年去世,後來我 整理他的遺物時,發現他寫的一份信仰宣告,其中記載甚麼是可以信靠的、甚麼 是不可以信靠的,這令我印象極深。
 回到漢堡時,我的家已經被炸燬了一半,此外有一些從東普魯士逃過來的難 民,因此家中十分擁擠。我父親教我希臘文,然後在漢堡參加希臘文鑑定考試。 1948年秋天,我到哥廷根大學唸神學,1952年春天畢業。在這段時間,我認識 了我的妻子,她也是我的同學。

  問:可否談談唸神學的情況?那幾位教授對您影響特別深刻?
    在蘇格蘭的戰俘營中,有位天主教哲學教授,經常和學生圍成個小圈圈,一 起討論問題,我對他十分敬仰。然而就基督教信仰真理而言,HansJoahinIwand 對我的幫助極大。他在1948-1949冬季學期講授「路德神學」,那時停電,課堂 上點著蠟蠋,他講授路德的神學:「罪得赦免」、「十架神學」,這使我對信仰 更加確信。我們當時都深受感動,後來我也將他的論點納入拙著《被釘十架的上 帝》。我當時常到Iwand教授的家,也時常和他散步,他也將我視為他的弟子。 與其說他是個教授,不如說他是個先知。他經常到捷克、蘇聯去傳遞德國與這些 國家人民間的和解,然而他不會連續在書桌前坐上十個小時,來搞他的學術著 作,因此他沒有留下甚麼「巨著」。
 Ernst Wolff是鑽研宗教改革史的教會歷史學教授,是神學家巴特的好友, 他也是《基督教神學》期刊(Evangelische Theologie)的出版人和總編輯。他開 的所有的講授課程我都上過,而且,我還上過他開的六堂研討課。我從他那裡學 到很多,他可以說是個好教授,但不是個先知,可以和Iwand相輔相成。因著 他,我也加入《基督教神學》期刊的寫作群,後來也接下出版人和總編輯的職位。
 Otto Weber是改革宗的神學家,是個優秀的神學教育家,他是我和妻子的 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我們常到他家去,他也是我大女兒的乾伯父。我若不是當年 先接下圖賓根大學正教授的位子,就會接下他在哥廷根留下的教席。
 此外,舊約的教授有Gerhardvon Rad,新約有Hans Joah in Jeremias教授, 實在是個很好的系,大家都求知若渴。

  問:可否談談牧養教會的體驗?您當時講道經常講些甚麼題目?
    我在1952年結婚,本來我們可以到東德的波次坦牧養教會(我妻子的家人 在那邊),可是,由於我以前在英國戰俘營待過,可能會被懷疑是英國的間諜, 因此,我們試著申請到其他地方,最後到了布來梅附近的一個小村莊的教會。這 個小村莊有四百人、兩千頭牛,教會是個農村型的教會。那時,每個牧師都有一 份講道週曆,每個星期都有一些經文供牧師選題時作參考。此外,我還自選十誡 和主禱文為講道主題。教會會友最喜歡聽十誡的講題,他們對生命的意義為何並 不太感興趣,然而,甚麼該做、甚麼不該做必須具體曉得。我們夫妻倆一面牧會, 一面撰寫博士論文,起先他們對這種狀況十分批評,因為這和他們相距太遠,然 而,他們進一步認識我們之後,不僅接納我們,而且,在我們困難的時候,還熱 心幫助。
1957年我在哥廷根提出我的博士後升等論文《布來梅的加爾文主義》。

  問:從牧師到學術研究,其中有何轉折?
    本來我想繼續擔任牧師,我們也有機會到布來梅港的一間大教會牧會,可是 突然Wuppertal教會大學有個空缺,Otto Weber找不到合適的人,因此要我過 去,我只好放棄這間大教會,轉往大學。我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一直很懊惱、後悔, 因為當牧師可以接觸到不同年齡的人,當教授接觸到的大部份是18到25歲的 人。
  問:為何布洛赫的《盼望原理》給您那麼大的啟發?這和您在集中營及大戰的經 驗是否有密切的關聯?
    的確!人們追求認識盼望的力量,它伴隨人經歷困難的時刻。另一方面,我 對巴特以及二次大戰後的神學不甚滿意,這些神學追求以基督、以上帝的話為中 心。然而,每個中心都需要它的周沿,這樣才能使中心得以襯托出來。這個「周 沿」在那裡?難道這個「周沿」只是教會?難道「文化」不能成為這個「周沿」? 在我認識布洛赫之前,我寫過一些相關的東西。後來我看到《盼望原理》一書後, 才恍然大悟,因此我決定從這個方向去建構我的神學。

  問:您第一本大書《盼望神學》出版後,隔八年第二本大書《被釘十架的上帝》 才面世,這不符合您出書的頻律,為何如此?
    1964年希望神學出版後,我變得很忙,沒時間靜下來,當時有太多的邀請, 要我談「盼望」,因此,根本就沒空寫書。我必須不斷追逐自己的影子。1965 年開始「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的對話」(在奧地利的薩爾茲堡),1967年在 Marienbad。我當時很投入這個對話,因為我當時看到東歐「人性的社會主義」 和西歐的「社會主義民主」,或許雙方可以重構一個新歐洲。我這個夢想在1968 年「布拉格之春」被蘇聯紅軍陣壓後宣告破滅,當時我整個人癱瘓了一個星期之 久。我的一些社會主義的對話夥伴下場都很淒慘,這個美夢來得太早。當時我說: 可能還得等個二十年,果然在二十一年後(1989)發生了大變革。然後,1967 到68年我在美國講學一年,《盼望神學》的英文本開始發行,而且,1967年我 接受紐約時報的訪問。總而言之,當時實在是太忙了。

  問:當時對此書的反應如何?
    巴特起初非常受鼓舞,可是後來變得十分批判,他當時寫了一封信給我。他 不欣賞布洛赫,我想不是因為布洛赫是無神論者,也不是因為他是馬克思主義 者,而是,他不欣賞布洛赫書中的猶太彌賽亞主義。

  問:這和反猶情緒有關?
    不是,對巴特而言,上帝在基督裡與一切成就了和好,基督是一切,因此無 須從其他方面尋求盼望的內容。可是猶太教的思想家卻認為,這世界尚未得贖, 還看不到和好及救贖,因此還得盼望下去。巴特不欣賞這個論點,我那時找過他 兩次,看到我們倆在這一點上有極大的差異。
  1967年我轉往圖賓根大學任教時,受到敬虔主義人士熱烈歡迎,把我當成 是盼望上帝前程的大神學家。可是我一頭栽進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的對話後,他 們對我很失望。他們表示:他們期望的是位忠於聖經的神學家,可是得到的卻是 忠於莫斯科的神學家。那時我和他們有很熱烈的辯論。
  總而言之,《盼望神學》一書爭議性極大。以上的結果應該是可以意料到的。
  問:您是在六O年代參與「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對話」的少數基督教學者之一, 當時採取甚麼立場?
    當然是基督教的立場。當時的對話在捷克展開,我原先準備了一篇以和平及 公義為題的報告,可是那些馬克思主義學者卻表示,他們比較想聽有關「禱告」 的專題。因此,我有機會向他們講述基督教的信仰為何,基督賜給我們甚麼力量 得以面對死亡,馬克思主義對這些內容無法提供任何解答。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那些馬克思主義學者後來都放棄馬克思主義信仰。
基本上,這是個成果豐碩的對 話。對我們這些與會的基督徒而言,建構「政治神學」是刻不容緩的事。當時持 這種見解的神學家還有天主教的默次(Johan Baptist Metz)、左勒女士(Solle) 及洛赫曼(Lochmann)等人,因此神學中的政治面得以被表達出來。德國以往 的傳統是:宗教是個人性的,與政治無關。我想希特勒得以坐大,基督徒要負某 些責任。
我們的信仰絕對不是個人性的,因為我們持守的「使徒信經」中就有一 位政治人物:彼拉多,他讓基督釘十字架,因此基督被釘十字架也是樁政治事件。 正如默次當時所表達的,耶穌不是在兩個祭壇上的人物間被釘死的,而是在兩個 受刑人之間,因此,我們必須盡其所能地參與政治。

  問:您參與「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對話」有沒有帶來麻煩?
    本來《盼望神學》一書在1965年就應該在東德發行,但是當時有人檢查, 我收到一封信,說《盼望神學》太具革命性,會危及東德的安全;如果基督徒按 照書上的方式過日子,會危及東德的社會主義。因此《盼望神學》無法在東德發 行。當我參加「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對話」時,我已經是東德國安局黑名單上的 人物,我才到達邊界時,我的書籍和稿件都被邊界部隊沒收,使我無法在東德作 任何報告。他們將我當成是「無政府主義者」、「美國中情局間諜」。兩德統一 後,我得以看見當時東德國安局有關我的檔案,以上這些罪名都在檔案上,如果 我以後寫自傳的話,一定會記上這一筆。

  問:您對解放神學的看法如何?如果有人將您的神學歸類為「解放神學」,您會 持贊成的意見,或是寧願與之保持一些距離?
    我不會和「解放神學」保持距離。如果我是拉丁美洲的人,我一定會寫解放 神學。多年來,我和Sabrino等解放神學家往來密切,他們採納我許多見解,我 也從他們那邊得到不少東西。另一方面,我也不吝情地對他們作批判,例如有些 天主教解放神學家自認和教皇一般無誤,當然,爭議又是無法避免的。此外,我 和南韓的民眾神學關係密切,我很支持這種在不同國家中的情境化的解放神學。

  問:基督徒關心政治和執政之間的關係如何?
    基督徒為了耶穌的緣故站在弱者、病人、憂傷者、被逼迫者的一邊,因此他 們在政治上是積極的。如果基督徒有機會承擔政治的重任,那是很好的事。然而, 每個社會都有一群被排除在外的人。俄國文學家托爾斯泰曾說:「人們必須從一 個國家的監獄來評估這個國家。」
 基督徒乃是政治湯鍋中的鹽,是黑暗中的光,然而他們不一定為執政而執 政。如果他們必須擔當重責大任,他們當然準備就緒,然而他們不會一味追求權 力。自從東德共產政權垮了之後,有許多基督徒和牧師擔負起政治上的重任,可 是他們會等到新興的政治勢力抬頭,能夠承擔起重任時,才放下手中擁有的權 力。
  問:許多台灣的牧長以為:基督徒沒有必要去參與政治,因為權力使人腐壞,越 接近權力則越容易失去起初的愛心。基督徒只要傳揚救人的福音就夠了。您以為 如何?
    我不讚成這種看法,而且,我相信前長老會總幹事高俊明牧師也不同意這種 看法。當年他支持民主運動,曾經收容當時在逃的施明德,因而坐了五年的牢。 人無法在政治上絕對中立,而且權力本身亦非邪惡。有許多擁權之人腐敗了,這 是事實;然而,重要的是:如何使權力平均分配給眾人,透過制度上的制衡來控 制權力造成的腐化。公義和正義高過權力,因此,基督徒必須參與政治,甚至加 入反對運動的行列。

  問:您在1994年到過台灣,是第一次去嗎?
    第一次是在1986年,那時我先到韓國,然後才到台灣訪問,與高俊明牧師 一起坐火車,從台北到台南。

  問:您曾提到,您和一些國外神學家的接觸對您影響深刻,台灣的神學家也包括 在內,您指的是哪些人?
    林鴻信先生是我的門生,莊雅棠先生在圖賓根進修一年,他們兩位在我的博 士學生圈中受到重視。
  二十年前,一群台灣長老會的牧師在普世教協的會議上講述台灣的原住民問 題、台灣的政治情勢、統獨問題,我對此十分感興趣,因而對台灣有了粗淺的認 識。
我常和宋泉盛先生碰面,他在《第三眼神學》中嘗試建構一套中國人觀點的 神學,我認為不錯,但是他不必批判歐洲神學,因為那對歐洲是好的。他為何一 直住在舊金山,而不住在台灣,我不是很能明瞭。以前台灣有所謂的黑名單,但 現在他可以回台灣了。
  問:您在著作中大聲疾呼:我們必須積極防止生態浩劫的來臨。然而亞洲新興國 家十分重視經濟成長,為了經濟成長可以犧牲環保,您的建議似乎不容易受到重 視。
    如果人想快速致富,甚至消耗掉生活所賴的老本,雖然轉眼間致富了,但是 這代價會轉嫁到他的子孫身上。在我以前牧會的農莊有一條法令:當農夫賣掉一 塊土地時,他必須另外買一塊地。這正像以前農業時代,當人砍了一棵樹,必須 種另一棵樹一樣,否則自然會失衡。那時候有個農夫生活過得十分富裕,引起許 多人的好奇,可是過了十多年後,他破產了,因為他將土地賣光了,他的子女不 得不到城市中討生活。可惜現在許多第三世界的國家也像這個農夫一樣,他們企 求急速致富,而消耗掉許多天然資源,他們破壞了世代間的契約,不顧及子孫的 福祉。我認為這極為愚蠢。
    德國的綠黨十分推崇老子道德經中的智慧,它為人與自然間的分際提供了很 好的原則,可惜它在中國並不受到應有的重視。經濟成長是可以追求的,但是不 能以犧牲後代來換取成長。以前亞洲國家中的祖先崇拜使人重視世代間的關係, 可是現在為了追求快速成長,卻破壞了世代間的契約。

  問:靈恩運動在近年來有快速的成長,而體制化的教會卻原地踏步,甚至在萎縮 之中。您如何評估靈恩運動?
    我的看法有兩點:一、這種成長並不是正面的。二、靈恩派教會總是提供他 們如何快速成長的數據,然而卻沒有提供離開教會人口的數據。我曾拜訪過韓國 趙鏞基牧師的教會,我很敬仰趙牧師,他是個禱告的人。主流教會應向靈恩教會 學習如何活潑地講道、經歷聖靈醫治的大能。然而靈恩派中有些教會的牧師比教 宗還權威,搞個人崇拜,這是很糟糕的。有些教會是極端的二元主義,保守到極 點,我很不以為然。但是,拉丁美洲某些靈恩教會重視窮人,我覺得很好。
  問:您在九四年停止了教職,然而您一直在建構神學,可否告訴我們您在這兩年 間所作的事,以及您目前的計畫?
    我首先寫完系統神學系列的第五本著作:《上帝的來臨(1995年8月出版), 在這本書上花了不少時間與心力。此外,我也寫一些小書,希望一般的平信徒或 是無神論者也能夠接觸我的神學,我先寫完了《當代的基督》(1994年),目 前正在寫一本關於聖靈的書:《生命之源》。如果可能的話,我希望再寫一本討 論神學方法的書,大約三百多頁。

  問:您寫作的動力為何?為何經常在您的作品中出現創造性的思想?
  我寫作的動力是好奇,神學創作對我而言,乃是和上帝一起進行冒險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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